一
1976年，陈丹青被西藏“美术摄影办公室”借去画画，他于9月1日到达拉萨，很快开 始街头速写。9月9日午后，陈丹青等人正在收拾画具，被告知“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
1976年让某段历史终结、让另一段 历史开始的旋钮，在此之前，是一个中国，在此之后，是另一个中国。但无论哪个，都不是“新中国”。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三个月后发生了纪念周恩来、 拥护邓小平的“四五事件”；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及至9月9日，毛泽东去世。
陈丹青这样描述9月9日那个拉 萨的午后：“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他 和同伴忍着有罪的笑意，度过了危险的9月9日。
二
2004年 10月，陈丹青向清华美院提出辞呈，因为文化课（政治、英语）的限制，让他连续几年招不到学生。艺术院校20多年来已经长结实了的疤痕，让陈丹青这只“依 赖‘观看’的动物”非常不适。
再后来，他继续做独立艺术家，写文章，出书，不停说话。从2000年的《纽约琐记》到2004年的《退步 集》，再到2009年的《荒废集》，他自称说话是有快感的，虽然无用，但说话也是最后的权利。
好像是一个巨大进步，从1976年不敢笑出 来，到如今的公开发言连续出书。可是从1976年到如今2010年，这一头一尾的两年，我却看不到什么区别。陈丹青也许明白，自“退步”而“荒废”，始终 是失望而非谦虚的表达。
三
关于鲁迅，陈丹青曾讨论过很多。
他对五四时期的民国文人最大的评价 是“有教养”。无论是鲁迅同兄弟失和，还是与胡适的争论，都维持在一个体面、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身份之上。胡适在美国得知大陆政府对鲁迅的捧、对他自己的 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复原那一段历史，绝不可能仅靠鲁迅。公共传播系统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当年的诸多文人，好像 那些年来除了鲁迅、胡适、五四运动、国民党特务，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和背景。整个中国成为巨大的舞台布景，而死了的周作人变成一具被木偶线操控着跳舞的死 尸，绷着僵硬死气沉沉的脸，越来越面目可憎。
梁文道评价韩寒将成为当代鲁迅，实在是莫名其妙。除了会骂，鲁迅还会很多别的事，韩寒成不了鲁 迅。
四
陈丹青在07或者08年来过浙大。那时候我对他没有好感，一副傲慢的国学先生样子，眼睛有神但是让人 不舒服。那天，紫金港的晓风书屋摆满了《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为了应景。我突然想起那个笑话——畅销书作者看到书店全是他的书，高兴的问店员其他书 呢，店员答曰都卖完了。
大约200个学生坐在西一107、那个专门给重修班开课的教室里面，陈丹青上台来。到现在，他讲过的东西我一点都回 忆不起来，但是有个细节很清楚。我给他传纸条，问他是否考虑过如果他的书和余秋雨的书一样烂大街怎么办。
那个问题是用来羞辱他的，结果他把 问题读了一遍，笑了一声，放在一旁。至今，我感到被羞辱的那个人其实是我自己。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讨厌这个光头、戴眼镜、神色傲慢、参 与奥运会开幕式设计的艺术家。
五
世界总有各种奇妙的巧合。例如我在万圣书园偶遇并结交《西 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译者张晓辉，在万圣对面的豆瓣书店买了不少便宜的好书继续修正自己的知识框架，在网易发现精英们认为立场的重要性超过了真像，在弃 文从商的王曦老师的读书会上重新认识中国文明……
来北京实在是一种幸运，同时这种幸运充满了煎熬。不知道上海人陈丹青在北京生活的如何，是 否抱怨这边的干燥和杂乱。反正我自己不停的骂着、爱着这块地方。
不过也许都不会有什么区别，无论上海还是北京，或者拉萨还是江西。我努力让 自己免于变成一颗螺丝钉，或者即使是螺丝钉、也是一颗非标准化生产的螺丝钉。其实这并不算什么远大志向，这一点和陈丹青一样，只是想成为一个特殊年代的正 常人。

我们单位一个胖胖的主编碰到科学类选题时，口头禅是“我不经常看土摩托的文章……”。我觉得他真是个特实诚的人，因为只有实诚人才会把一个民间科学家而非学科论文作为陌生领域的代表，他是真的特别信任土摩托。而我这种装逼犯一般会使用这种句型，“关于交易费用的东西我研究的不大清楚，科斯那篇论文都没翻译完……”
跑题了。我的意思是说，土摩托尽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为非作歹、普及科学常识，但这一点不妨碍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进步。他看了梁文道的新文章《讲中国话的达尔文》，写了一篇《讲真话的达尔文》，里面错误连篇，基本上文科生们读过后都应该反驳一下，起码在心里挥舞着小手呐喊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关于达尔文观点的论述，土摩托犯了三个错误。
首先，土摩托认为达尔文讲的是“真话”、是“现象”，将达尔文关于生物适变的假说当作了事实。可能是土摩托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所以“弱肉强食”“进化论”之类的词记得特别清楚，老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到了土摩托这里科学假说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事实。“达尔文也只是描述了一种自然界发生的现象而已，何错之有？”以我的知识储备，达尔文实在算不上是“描述”了一种现象，这就和《圣经》算不上“描述”人类一样，都只是假说。这种傻逼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其次，他混淆了梁文道在那篇文章最后提到的“实然”和“应然”的关系。这两个词很装逼，其实很容易理解。实然，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事实判断；应然，就是事务应该变成的样子，包含一种价值判断。人类社会存在弱肉强食，是实然；弱肉强食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就是应然。梁文道文章里解释的，恰恰是一种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现象，即把弱肉强食这种现象当成了行为规范，以为这就是绝对命令了。土摩托没看懂，以为沾上“达尔文”三个字，后面就紧接着谈自然世界的事情。他认为梁文道在怪罪达尔文把中国人教坏，其实不是达尔文把中国人教坏，而是中国人把自然科学的达尔文主义学成了处世准则。这是非常可怕的。
再次，土摩托好像根本没听说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说法。恕我直言，土摩托能安安稳稳的写博客而没有被几条大汉撕成两半烤成人肉串，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存在规则，而这个规则直接对抗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它让每个人有底线权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什么？是强调人类社会中强者吃掉弱者的合法性，这是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愿意啃文字，土摩托应该去查查资料，仔细翻翻梁文道哪里有错误，而不是看到“达尔文”三个字就自以为是的乱喷一通，傻逼一样。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一个傻逼理科生是如何看待文科知识分子。我不是梁文道的粉丝，只不过土摩托满纸荒唐言，让人看得一把辛酸泪。到了文章末尾，还甩出一句“这样的‘善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往往最终不自觉地变成了‘恶’。宗教就是最好的例子”，让我实在哭笑不得。的确，我所接触到的很多理科生抱有“理性能解决一切”的态度来看待事务，藐视宗教，藐视未知，藐视一切，如同一群高喊“人定胜天”的小将。这可能就是中国科学教育的弱点，只教给他们怎样求解，却没教给他们如何面对无解的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