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关于朝鲜,兼答来客戳

一、中医问题
今天报选题的时候,被主编骂“屁股坐错了”——因为我说现在批判中医的趋势有点矫枉过正,应该给中医正名。
关 于中医,我比较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中医不治病,但是能调理”。说中医能治病,拿不出证据,不敢妄言;但是说中医能调理,就容易很多。但是拿着“科学”二字 当做标准,凡是不符合“科学”考量的统统打倒,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对于知识和理性的谦虚,其实是从哈耶克处学的。要说哈耶克对我最大的帮 助,就是让我明白对于理性和知识,不能太自信。对于现有科学知识,我们知道它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同时还没有解决另一部分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断定那些尚 未被解决的问题在将来也可以被科学理性解决掉。对于未知的事物,我略有敬畏。
我对无法证伪的东西,一般会保持50%的信任。对于中医,我持 中立态度,从来不看中医,不吃中药,也不信中医——但是既然现代科学没有事无巨细的将之驳倒,而这种医疗手段又和中国的巫传统与宗教紧密结合,那么现在全 力绞杀中医有点为时过早甚至夜郎自大。
二、朝鲜问题
我不喜欢战争,同时乐于追究各种合法性。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还没有人对于 发动一场“目标在于改变某国政权属性”(奥巴马今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战争提出一个完善的合法性解释。就是说,你凭什么去打掉金正日政权、解救朝鲜万民? 朝鲜国内觉得自己生活优越的人很多,如果同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不要强迫他人接受你的好意。
但是我们有责任让朝鲜人了解真相。所以我 强烈支持Google的做法:不跟某国政府硬碰硬,只是为该国居民提供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的帮助朝鲜人做选择,而应该告诉 他们有若干的选项,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决策。
反对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平民死亡。这个不说了,没什么可说的,死一个人和死一万个人,在我看来 没有区别,都是不能容忍它发生的。
最后,我非常讨厌新加坡,在之前一篇日志里面解释过了。工作就是这样,观点不同时,你要听boss的。而对于不宽容者宽容、对独裁者使用自由主义原则, 来客理解错了。宽容不是纵容,自由主义也不是绥靖。我们尊重他的尊严和权利,然后审判他们。这就够了,不需要挫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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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摩托是个傻逼理科生

我们单位一个胖胖的主编碰到科学类选题时,口头禅是“我不经常看土摩托的文章……”。我觉得他真是个特实诚的人,因为只有实诚人才会把一个民间科学家而非学科论文作为陌生领域的代表,他是真的特别信任土摩托。而我这种装逼犯一般会使用这种句型,“关于交易费用的东西我研究的不大清楚,科斯那篇论文都没翻译完……”
跑题了。我的意思是说,土摩托尽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为非作歹、普及科学常识,但这一点不妨碍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进步。他看了梁文道的新文章《讲中国话的达尔文》,写了一篇《讲真话的达尔文》,里面错误连篇,基本上文科生们读过后都应该反驳一下,起码在心里挥舞着小手呐喊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关于达尔文观点的论述,土摩托犯了三个错误。
首先,土摩托认为达尔文讲的是“真话”、是“现象”,将达尔文关于生物适变的假说当作了事实。可能是土摩托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所以“弱肉强食”“进化论”之类的词记得特别清楚,老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到了土摩托这里科学假说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事实。“达尔文也只是描述了一种自然界发生的现象而已,何错之有?”以我的知识储备,达尔文实在算不上是“描述”了一种现象,这就和《圣经》算不上“描述”人类一样,都只是假说。这种傻逼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其次,他混淆了梁文道在那篇文章最后提到的“实然”和“应然”的关系。这两个词很装逼,其实很容易理解。实然,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事实判断;应然,就是事务应该变成的样子,包含一种价值判断。人类社会存在弱肉强食,是实然;弱肉强食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就是应然。梁文道文章里解释的,恰恰是一种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现象,即把弱肉强食这种现象当成了行为规范,以为这就是绝对命令了。土摩托没看懂,以为沾上“达尔文”三个字,后面就紧接着谈自然世界的事情。他认为梁文道在怪罪达尔文把中国人教坏,其实不是达尔文把中国人教坏,而是中国人把自然科学的达尔文主义学成了处世准则。这是非常可怕的。
再次,土摩托好像根本没听说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说法。恕我直言,土摩托能安安稳稳的写博客而没有被几条大汉撕成两半烤成人肉串,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存在规则,而这个规则直接对抗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它让每个人有底线权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什么?是强调人类社会中强者吃掉弱者的合法性,这是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愿意啃文字,土摩托应该去查查资料,仔细翻翻梁文道哪里有错误,而不是看到“达尔文”三个字就自以为是的乱喷一通,傻逼一样。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一个傻逼理科生是如何看待文科知识分子。我不是梁文道的粉丝,只不过土摩托满纸荒唐言,让人看得一把辛酸泪。到了文章末尾,还甩出一句“这样的‘善良’,不但毫无价值,而且往往最终不自觉地变成了‘恶’。宗教就是最好的例子”,让我实在哭笑不得。的确,我所接触到的很多理科生抱有“理性能解决一切”的态度来看待事务,藐视宗教,藐视未知,藐视一切,如同一群高喊“人定胜天”的小将。这可能就是中国科学教育的弱点,只教给他们怎样求解,却没教给他们如何面对无解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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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血案后的亡羊补牢,毫无意义

连续发生5起校园血案之后,公安部紧急加强学校安保措施,例如北京学校开始配备“钢叉”以制服行凶者,全国大力整治学校幼儿园周边环境、清理学校周 边“高危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如果说“亡羊补牢”是政府在血案过后的应激性反应、也是普罗大众对校园安全的强烈诉求,那么这一公安部 领头的“加强校园安全”行动完全是合理的,无论放在哪个国家。但是在200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就已突破12万所;截止09年,小学数量也超过了30万 所;全国的中小学校又不均匀的分布在神州各地。这样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密度不均的群体,想要在其周围筑起一道防火长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公 安部的简单思维,永远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准上。校园发生血案就去加强校园安全监管,逻辑上固然连贯,可行性却非常差。假设明天连续出现5起发 生在公共厕所里的杀人案,公安部是否要出台新规号召全国公共厕所必须为蹲大号的诸位提供防御器械?中国之大,如果有人意欲不惜代价的犯罪,那么必然如水银 泻地无孔不入,岂是一阵风运动就能防范得了的。
法律并非没有意义。但面对公共安全威胁,我们应该走的更远、看到更深的原因。例如郑民生自称 遭到前女友及其家人迫害,公安部门并没深入调查、仅以为他是迫害幻想,从起诉到枪决,不到1个月。其他屠童案的凶手如4月30日潍坊那位,还没有杀死人就 自焚而死——我们只需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他精神正常,什么样的精神压力会让一个人行凶后自焚?
在孩子们血流遍地之时,对凶手的的无限责 任追究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我不是说这样思考是错误的,只是这种思维带来的“加强治安”行动和“从快从重处理凶犯”的政府决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来说, 其实毫无意义。正如重庆打黑期间禁售菜刀、上海世博期间买菜刀需要实名登记一样,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问一句——如果我是一个想杀人的暴徒,难道会临时跑到 大街上去买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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